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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肆虐影响国人健康

发布时间:2019-07-22 19:35:10

今年10月出版的英国《柳叶刀》杂志发布了一个“中国特刊”。这是《柳叶刀》第一次把一个国家的情况总结起来做一个有分量的特刊。这个特刊全面观察了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在特刊中,专家们流露出对中国慢性病问题的担忧。  中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博士等人发表论文指出,至少上亿名中国高血压患者并不知道自己患病。饶克勤强调,在中国,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已经处于失控状态,而且很可能危及医疗体制改革。  [卫生现状]  “我们进入了健康转型阶段”  新京报:《柳叶刀》中国特刊一出,中国卫生状况成为世界焦点。这次合作是怎么开始的?  饶克勤:前年,由美国中国医学基金会的总裁提议,将中国这几年卫生健康领域的发展做一个综合。这是《柳叶刀》第一次把一个国家的情况总结起来做一个有分量的特刊,全面介绍中国健康问题。  过去的30年,我们每年以10%的GDP增加,发达国家很关注一个社会转型的国家中,人民健康水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健康和经济社会到底是什么关系,社会变革是否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文章中得出结论,实际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促进了健康。  新京报:你们也提出了很多被国人忽视的,非常严峻的问题,比如慢性病?  饶克勤:慢性疾病的增高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化农民进入到城市里来,各种生活方式都改变了,工作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第二,中国迅速老年化。现在中国老年人口已经一亿多了,可以超过日本总人口了,再过几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总人口数了。老龄化也导致人口动力学和流行病学发生改变,我们进入健康转型阶段。  新京报:中国的慢性病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饶克勤:在中国每年约850万死亡者中,有80%死者慢性疾病。就全国而言,脑卒中为首位死因,占23%。我国脑卒中的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出四五倍。脑卒中死亡与高血压病有密切关系,上世纪50年代我国高血压患病率是5.1%,现在超过了18%,大约有1.8亿-2.0亿人有高血压。高血压还与冠心病、糖尿病等有关。我国第二死亡原因是恶性肿瘤,是城市居民的首位死亡原因。第三是心脏疾病,大多数心脏病与高血压、高脂肪、高胆固醇引起冠状动脉硬化有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疾病流行病学的改变,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  新京报:脂肪消费近些年的增长情况如何?是否是饮食结构改变带来的?  饶克勤:过去20年,城市居民平均每天动物性食品由66克增加到160多克,其中城市达到110克―215克。脂肪的摄入量,1982年,在城市地区,每天每人摄入68克,2002年则超过90克。动物性脂肪增加非常快。过去10年,中国人口的超重率上升40%,肥胖症上升100%。  新京报:吸烟和慢性病有什么关系?  饶克勤:慢性病危险因素中包括恶习,比如吸烟。全世界30%的死亡是由吸烟引起的。世界香烟产量的三分之一被中国人吸掉了。吸烟是引起慢性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引起肺癌、其他肿瘤、冠心病、糖尿病等很多的疾病,烟的毒素会引起多器官损害。  [政府职责]  “经济要往人民健康方向发展”  新京报:慢性病和医疗系统负担有什么关系?  饶克勤:慢性病迅速增加,使我国疾病负担呈明显增加。首先是,医药费用明显增加;其次,慢性病导致过早死亡,伤残、失能者需要别人来照顾。1993年-2005年,因慢性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5.5倍。相关的医药费也增加得很快,1993年时只有3000多亿元,现在超过了10000亿元。  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能做些什么?  饶克勤:政府的确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教育和政策上做得还不够,比如提高香烟的税收,控制全民的高血压等等。现在我们搞的基本上还是以GDP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个人认为,今后是要往符合人民健康的方向发展的。  新京报:但慢性病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啊。  饶克勤:这是个可研究的问题,是长远和现在的关系。现在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必然有一定的代价:环境的损失、人的健康的损失。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前者了,但还没意识到后者。如果我们的经济建立在消除危险因素的基础上,这才是和谐的经济发展。  新京报:慢性病的问题有什么控制方法和解决之道吗?  饶克勤:慢性病是长期危险因素积累起来的结果。它是一种“多因对多果”的疾病模式,比如肺癌可能是由环境污染、二手烟引起的。  慢性病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主要是要控制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慢性病危险因素,基本上是失控的。这当中还会牵扯到税收、行业利益之类的问题。总体来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有利于人民健康的模式。反过来看,比如美国,如果你给牛奶降脂,那就给你补贴,烟草业则给你课以重税。  [关注医改]  “不预防,再多钱都会花完”  新京报:疾病模式的改变也改变了医院格局,按照现在这种趋势,医院结构还将发生更大变化?  饶克勤:现在卫生费用的增长80%是由疾病结构改变引起。慢性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技术性科学性比原来的传染病复杂得多。因此,医院纷纷引进各种昂贵仪器和设备,治疗费用迅速增长。而且,慢性病的疾病周期长,老是复发,占有的医疗资源多。如果不从预防的角度来控制,那今后有再多的钱也要被花完的。  新京报:疾病模式变了,医院该怎么应时改变?  饶克勤:要改变现在临床只治疗病的局面,就要告诉大家怎么预防。一级预防是告诉正常老百姓,该怎么预防疾病。二级预防是早发现早治疗,所以提倡体检,肿瘤等慢性病早期发现很重要。三期预防叫临床预防,就是防止致残。  医生要进行医学转型,就是临床大夫不仅要治病,还要告诉患者家人如何预防,能防能治。这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新京报:中国目前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有多严重?  饶克勤:健康不平等在我国还是比较突出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城镇职工医保每年保费1000多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民保费才100元,10倍差距,明摆着的不平等。要消除不平等,就需要进行宏观政策调整,政府现在强调公平正义,强调公共卫生的均等化,实际上有个底线,就是政府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健康权益,在此基础上逐步缩小差异。这次医改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新京报:您把医改的内容向读者解释一下:  饶克勤:1,人人拥有医疗保险,建立各种医疗保障制度。2003年,80%以上的人都没有医疗保险,现正在逐步建立。到2010年让制度逐步覆盖全民。基本医疗制度是医改的核心。2,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国家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实现均等化。3,普及基本医疗服务,提高人民群众就医的可能性。4,确保基本药物的价廉,安全,有效。国家要确定基本药物目录,指定企业生产,减少流通领域,医疗机构减少零差率,让老百姓拿到国家补贴的基本用药。5,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立性。  新京报:有人说中国医改走了几十年商业化的失败之路,现在终于走上正道了,你觉得是这样吗?  饶克勤:医疗机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市场化。改革开放30年,我国每个行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各行各业都在探索,探索允许失败,只有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才能发展。中国卫生医疗服务不可能靠政府一家独办,现在提的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是政府的责任,但还有很大市场是非基本的。你只要有钱,你可以买进口药。你也可以参加商业保险,去私立医院看病。  ★人物名片  饶克勤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卫生服务研究、营养与慢性病流行病学、健康公平性、健康监测方法。1984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院,1991年毕业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口动力系博士后专业,1997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系博士后专业。参与今年10月出版的《柳叶刀》期刊中国医改特刊。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金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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